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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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办法




（1999年9月23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科学地组织统计工作，加强统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切实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了解区情区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

第三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以及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在统计工作中必须遵守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第四条 统计调查对象必须如实地向统计机构报送统计资料和国民经济核算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和自治区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国家统计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组织领导全区统计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将统计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要加强对统计指标体系的科学研究，改进统计调查方法，提高统计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配备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设备，建立健全统计数据库体系，提高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水平。

第八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实行工作责任制，依照国家统计法律、法规、本办法和统计制度的规定，准确及时完成统计工作任务，保守国家秘密。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权、报告权、监督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领导和监督本级或本部门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执行统计法律、法规、本办法和统计制度。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第九条 对在统计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或对揭发、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全区统计工作的主管机关，对全区统计工作行使组织、管理、协调、监督、检查的职权。市（地区行署）、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是本级统计工作的主管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行使组织、管理、协调、监督、检查的职权。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置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统计业务受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监督和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当设置统计机构或指定兼管统计业务的机构，配备专职统计人员，在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监督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企业事业组织应当设置统计机构或指定兼管统计业务的机构，配备统计人员，指定统计负责人，统计业务受当地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人的调动，应当事先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同意；各部门统计负责人的调动，应当事先征求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意见；统计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有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

第十三条 统计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本行政区域内不具备统计专业知识的统计人员统一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统计岗位证书》，方可从事统计工作。《统计岗位证书》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印制、颁发。

第十四条 统计人员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有申报统计技术职务的权利

第三章 统计调查

第十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组织必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统计调查计划、统计调查方法和统计报表制度，保证统计调查方法、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报表制度的完整和统一。

第十六条 统计调查应以国家规定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周期性普查和重大的抽样调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同极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实施；一般的抽样调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组织同级有关部门共同实施。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前应当根据普查和行政登记资料，查明基本统计单位及其分布情况，建立科学的抽样框。

第十七条 在国家统计调查项目以外进行的统计调查，必需执行下列规定：

（一）进行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综合性统计调查项目，由调查范围相应的市（地区行署）、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制订，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

（二）重大的统计调查项目，由调查范围相应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拟订，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

（三）各部门的统计调查项目，由该部订，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批准．

第十八条 制发各类统计调查表，必须在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制表机关名称、表号和批准或者备案机关名称、文号等。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统计调查表属非法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制发的统计报表，应当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不影响国家统计指标体系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地方需要，在国家统计报表制度中适当增补统计调查指标，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各部门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制发的统计调查表需要补充少量指标的，应当依法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第二十一条 基本统计调查单位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必须办理统计登记，领取《统计登记法》，并按照有关规定报送统计调查表。本办法实施前建立的单位，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到当地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新建立和迁入的单位，在批准建立和迁入之日起30日内到当地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已经办理统计登记的单位，如隶属关系、经营范围和地址发生变更，由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撤销或停业的单位应注销登记，交回《统计登记证》。《统计登记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印制、颁发。

第二十二条 凡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其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在开工前到当地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开工统计登记，在竣工验收后15日内办理竣工统计登记。

第二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与公布

第二十四条 统计资料实行分级管理、统一保管、专人负 的制度。统计调查范围内的统计资料，分别由自治区、市（地区行署）、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乡（镇）、街道办事处统计人员统一管理；部门统计调查范围内的统计资料，由该部门统计机构或者统计负责人统一管理；企业事业组织的统计资料，由该单位统计机构或统计负责人统一管理。

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报送的统计资料，必须由统计负责人审核，单位负责人签署和盖章。有关财务统计资料由财务会计机构或者财务会计人员提供，经统计负责人审核，单位负责人签署和盖章后上报。

第二十六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如果发现数据计算或来源有错误，应当由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和有关人员核实订正。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领导人强令或授意篡改的行为，应当拒绝、抵制。统计机构报送的统计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并对其负责。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数据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必须设置原始统计记录和统计台帐，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上报、交接、归档制度。

第二十八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各有关部门报送上一级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应当同时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照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公布地方统计资料。各部门公布本系统的统计信息，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核定，并依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请审批。自治区统计数据以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公布的数据为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政策、计划，确定工作任务，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考核经济、社会效益，评价发展水平，需要使用统计资料的，以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供的统计资料为准。各部门进行目标管理，经济效益评价，工作考核，需要使用统计资料的，应当以本级人民政 府统计机构认可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三十一条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涉及国家秘密的统计资料必须保密；对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的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当规划、管理统计信息市场，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制度，发展统计信息服务业。各部门、企业事业组织可以利用本部门、本单位公布的统计资料，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第五章 统计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统计法律、法规、本办法和统计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市（地区行署）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内设统计检查机构；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应配置统计检查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二）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查处；

（三）各级人民政府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成其统计机构或者组织专门力量查处；

（四）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立案查处的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在立案的同时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备案，结案后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送案件处理结果。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有权纠正下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统计违法案件的不当处理决定。

第三十六条 统计检查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统一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统计检查员证》，方可从事统计执法工作。统计检查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员证》，不出示证件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接受检查。统计检查员调离统计检查岗位时，应当交回《统计检查员证》。

第三十七条 对未按统计制度规定期限上报统计资料的，统计机构应当发出《统计资料催报单》进行催报，被催报单位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报送统计资料。

第三十八条 统计检查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以向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规定期限据实答复。必要时，统计检查员可以检查被检查单位的统计台帐、原始记录及相关的会计凭证、会计帐薄、会计报表等有关资料，被检查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隐或者提供不真实的资料。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自行修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统计数据或者强令、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编造或篡改统计资料的，给予行政处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通报批评。地方、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对拒绝、抵制篡改或编造统计资料行为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统计调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

（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四）逾期不行统计登记或变更统计登记手续的；

（五）未经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或擅自进行统计调查的；

（六）在规定期限内对《统计资料催报单》和《统计检查查询书》不予答复的；

（七）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其他行为。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有违反（一）至（三）项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或同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参与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弄虚作假的；

（二）对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弄虚作假行为不予拒绝、抵制的；

（三）泄露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造成损害的；

（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

（五）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决定并执行；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交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抄送提出处理意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满3个月未作处理的提出处理意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请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四十三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所骗取的荣誉称号、物质奖励、普升职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请作出决定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予以撤消或追缴。有关部门逾期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报情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1999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学方法的革命
——读梅因《古代法》所感

吴畏利 

【摘 要】 梅因的《古代法》体现了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对立。“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固然经典，但得出这一论断所使用的历史的法学方法更值得重视。《古代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法律，引领了一场法学方法的革命。

【关键词】 法学方法 历史法学 历史方法


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对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的历史法学的兴起对当时人们思想所造成的冲击和震荡是巨大的。而在历史法学发展史上，1861年被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历史法学的扛鼎之作《古代法》便诞生在这一年。《古代法》被认为是英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亨利•梅因毕生工作中的一个宣言书，是关于雅利安民族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比较研究。从《古代法》中不难看出由梅因所奠基的英国历史法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他们所运用的崭新的历史学方法。《古代法》一书的全名是《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观念的关系》，这表明它不仅仅是一部专门性的技术性法律史学著作，而是一部涉及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史论，尤其重视探究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历史法学派一反自然法学派就法理论法理的局限，而是通过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的演变来研究法律制度的变迁，以及法律变迁对社会历史演变的反作用。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极大的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提升了其理论阐释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对立
17和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家都把理性看作是鉴别何谓理想的最完美的法律形式的指导。“他们所关注的乃是法律的目的和意图，而不是它的历史和发展过程。”［1］他们试图在某些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并且宣称这些原则乃是理性和正义的永恒要求。欧洲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当这次大革命未能实现其已经着手力图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实现的那些目标而不得不满足于部分成果时，整个欧洲已开始出现了某种反对大革命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前提的倾向。特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反对此次大革命先驱者所倡导的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运动相当得势。这两个国家抵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挠了人们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企图。立基于历史和传统的保守思想开始为人们所强调并广为宣传。“在法律和法哲学领域，这意味着对法律的历史和传统的强调，进而反对从思辩的角度建立自然法的企图。法律的历史得到彻底的研究，而法律改革者的热情则受到了阻碍。在这个时期，对形成法律的各种力量的科学研究，已然开始取代了对法律的理想性质、意图、和社会目标的理性探求。” [2]
不难看出，历史法学派的理论与古典自然法哲学家的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只要诉诸于人之理性，人民就能发现法律规则，并能制定成法典。历史法学派则厌恶制定法，强调理性不及的、植根于遥远过去传统之中的、几乎是神秘的“民族精神”观念。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处不在且无时不同的，而历史法学派却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古典自然法学是面向未来的，而历史法学则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理论面向过去。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帝国王朝的“神圣同盟”就是其间的表现，而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就是这种反动在法学上的表现。
历史法学派也许是促使人们重新关注历史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种关注历史的取向乃是19世纪法理学的特点。在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德国与英国，都对原始社会和早期社会的法律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探究。学者们常常撰写一些详尽描述某个久远法律制度中较小细节的书籍。梅因的《古代法》便是书籍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英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梅因对原始社会和进步社会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超越了德国历史法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这些研究使他相信，纵观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一些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和在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地展现。在构建和管理人类社会方面，并不存在无限的可能性；一些政治、社会和法律形式会在似乎不同的外衣下重复出现，而且一旦它们重复出现，就会以一些典型的方式表现出来。罗马封建制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与英国封建制极为相似，尽管它们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同和差异。注重“古今”对照，特别是将古罗马与英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是《古代法》的一大特点。
二、“从身份到契约”的背后
在《古代法》中，梅因陈述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的法律进化的普遍规律之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前进是以不同速度完成的，有些社会在表面上是停止不前，但实际上并不是绝对停止不前，只要经过缜密研究这些社会所提供的各种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古代组织是在崩溃。但是不论前进的速度如何，变化是绝少受到反击或者倒退的，只有在吸收了完全从外国来的古代观念和习惯时，才偶尔发生显然停滞不前的现象。我们也不难看到：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项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究竟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什么关系。用以代替的关系就是‘契约’。在以前，‘人’的一切关系都是被概括在‘家族’关系中的，把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历史的一个起点，从这一个起点开始，我们似乎是在不断地向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状态移动，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的自由合意而产生的。”[3]
据此，梅因得出了一个经常被人征引的结论，即“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身份乃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个人在这种状态中的位置并非出于他的意志，而且他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否弃这种状态。身份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在这种秩序中，群体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人都受家庭网络和群体关系的束缚。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状态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基于契约之上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特征是个人自由。根据梅因的观点，一种进步的文明，其标志乃是独立的、自由的和自决的个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出现。
为了证明“从身份到契约”的论题，梅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厚的资料，这使得《古代法》成为了一幅展示早期社会法制状况的磅礴画卷。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是在《古代法》第五章的结尾部分，而以此为界，可以将《古代法》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从整体上介绍了早期社会的法制状况，第六章至第十章则展现了早期社会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
“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法律学制度从一部‘法典’开始，也随着它而结束。”[5]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位于《古代法》第一章“古代法典”的卷首，同时它也揭开了一部不朽之作的序幕。“法典”指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律文献《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奠定了后世整个罗马法体系的基础。其关于法律诉讼程式的规定，法官和仲裁官的区分，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以及要式契约等的内容均对后世罗马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罗马法学家正是通过对《十二铜表法》进行解释和阐发而最终构建了罗马法律体系。我们可以将梅因也看作一位研究罗马法的专家，而以《十二铜表法》为中心的罗马法便成为了《古代法》成书的重要资料来源。而在“法典”时代之前，梅因还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习惯法”时代。这就揭示出《古代法》中的“法”不仅包括法典，而且也包括习惯法。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中，梅因就已经向古典自然法哲学发出了挑战，他说：“像‘古代法’或‘社会契约’之类，往往为一般人所爱好，很少有踏实地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的；这些理论不但使法律学以后各个阶段都受到其最真实和最大的影响，因而也就模糊了真题。”[6]总之，以早期社会的习惯法与法典的规定为论据，推导出“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进而通过对法律的历史和传统的强调，批判从思辩的非历史的角度建立理性主义的自然法，是《古代法》一书的主要思想脉络。
在接下来的第二章“法律拟制”与第三章“自然法与衡平”中，梅因提出了关于早期法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在习惯法阶段与法典化阶段之后，借助于拟制、衡平、立法等手段对古代严苛的法律进行修正的阶段。上述手段的采纳，乃旨在使法律同日益进步的社会相和谐。在第三章中，梅因简要回顾了“衡平”的发展史，并指出“万民法”的起源离不开商品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衡平”，“万民法”与“自然法”实现了接触与混合。
自然法究竟从何处来？带着这种疑问，梅因开始了第四章“自然法的现代史”的论述。他以法国为典型讲述了自然法的现代史，并在此章中提到了宗教，称宗教造成了“原始法律的僵硬性”，导致“社会在幼年时代要招惹到的另外一种危险。”而罗马法律受宗教的束缚、干扰较小，因此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通过对一些权威学者关于“自然”的学说进行批判的分析，梅因总结指出以自然状态的假设为基础的哲学是“历史方法”的劲敌。以自然法为立论基础，能够得出一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推论，但事实情况与这些推论并不一定总是相符的。梅因通过探寻史实，举出了许多活生生的反例。总之第四章处处透露出这样一种命题：理论的假设与思辩经常与历史现实发生出入。
从全书的角度出发，第五章“原始社会与古代法”具有“总论”的地位。它以家族为中心，论述了家父权、宗亲、血亲、妇女的权利与义务、监护制度、奴隶制度等重要内容，呈现了一个以“身份”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并在章末提出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命题。在本章中，梅因坚定了自己作为历史法学派杰出代表的学术立场。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与罗马学理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的各种法律学理论所主张的以人类产生之初的“自然状态”为立论基础的，在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应当普遍遵守的自然法理论。二是虽与罗马学理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但却又与众不同的两种著名理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边沁的历史理论，这两者都强调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对单个例子的孤立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过了头。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梅因都进行了批判，他似乎想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条更加合理的第三条道路。
从《古代法》的第六章到第十章，梅因向读者展现了早期社会的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可以将这五章看作《古代法》的“分论”部分。围绕“从身份到契约”这一思想内核，梅因论述了遗嘱继承的早期史，财产的早期史，契约的早期史以及侵权和犯罪的早期史。比如在第六章“遗嘱继承的早期史”中，梅因向读者介绍了遗嘱继承的几点发展趋势：一、继承人由严格限定为家族内部的成员到继承人范围的逐渐放宽；又强调继承人的身份到强调遗嘱人的个人意志。二、由口头遗嘱向书面遗嘱转变；立遗嘱的形式、程序也在由固定、单一向多样化发展。三、遗嘱人的权利得到了扩大和延伸：一方面，遗嘱由不可撤消到准许可以撤消；另一方面，遗嘱生效的时间由遗嘱做出时推迟到遗嘱人死亡时。再比如在第八章“财产的早期史”中，梅因着重阐述了“先占”的早期存在情况。“先占”是一个民法上的概念，而民法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但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因此，梅因认为：一些理论家对早期人类所有权状况的设想与假定很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梅因指出“真正古代的制度很可能是共同所有权而不是个别的所有权”。[7]由于深受自然法理论影响的罗马法律学认为“个人所有权是正常状态的所有权”，财产归个人所有才符合自然，才符合人的本性，并且这种罗马法思想遗传后世，影响深远。因此往往给现在的读者造成了错误，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从以上的例证中不难看出梅因试图从中找到人类社会法制发展进化的普遍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他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既然如此，在梅因看来，古典自然法哲学把不同时代法律的基本原则 都归结为相同的原始自然状态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是贯穿《古代法》全书的思想脉络。为了证明这一论断，梅因广泛采用了比较的、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其实，梅因的法律进化模式也许显得粗糙、简单，其研究视野也囿于历史和地域的局限而未能展开和深入，然而给后来法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以比较的、经验的和历史的手段审视不同民族的法律制度，最后得出法律发展的一般原理。梅因的这种研究方法，同当时实证主义的兴起是分不开的。但梅因并不像他的前辈，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人胡果“像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以及“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8]梅因并不否认理性的存在，他也承认在某一时代的不同法律制度中存在着某些相同的东西，他只是反对将不同时代法律制度的本质都归结为一种原初的理性。梅因不仅摆脱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庸俗怀疑论的束缚，而且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可以说，《古代法》一书的最大价值存在于“从身份到契约”经典论断背后的研究方法之中。
三、法学方法的革命
一部作品是否成为经典，要看它主题恒久的价值和本身可承受解释的张力。换言之，一部经典著作不同于平庸作品之处，就在于对原初的问题以新颖的论述做出了强调。梅因的《古代法》正是如此。从历史背景上看，梅因促使人们对形成法律的各种力量加以重视，而不是只服从于先验的自然法设想。十九世纪流行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人们看成唯一的理解法律的路径，梅因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偏颇和浅薄。对于以奥斯丁为代表的分析法学派，梅因指出“主权者的命令”的理论至少在法律产生时并不符合事实，并且它可以解释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与分析法学派坚持只研究实际执行的法律不同，研究法律历史的梅因仍然希望对“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作出回答。梅因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是，法律在过去的年代里究竟是如何发展的，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法律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梅因对于自然法的批判，实际上是“历史方法”产生的必然结果：既然过去是如此，我们据以做出判断的经验又只能来自过去，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和将来的法律不是如此呢？这应该是《古代法》成书的前提。
然而，梅因的不足也正好蕴含在他的伟大之中。无论梅因、奥斯丁还是卢梭，实际上都是法律的解释者。奥斯丁立论的基础是普通人对法律的态度，卢梭立足于“为什么法律应当遵守”的冥想，而梅因在《古代法》中却试图作出一个根本性的解释：历史是如此，现在即如此，将来也必如此。值得追问的是，历史果真如此吗？梅因并不是评判的标准。
在《古代法》中，梅因揭示了当时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有些甚至颠覆了人们惯有的观念。历史资料的丰富厚实是《古代法》得以立论的重要条件。可是仔细一想，还存在一些值得三思的地方：首先，历史资料是有限的，现存的资料是否足够对某一时代的法律加以研究并归结成一种简单的图式，值得怀疑；其次，以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眼光，绝对不可能反映历史的全景。如福柯等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大师对历史本身的反思得出了颠覆历史的结论。这种极端的观点虽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至少可以肯定，梅因也只是历史的解释者，而不是历史本身。
梅因提出了法律发展的一般图式，其基础是《古代法》不只一次提到的人类社会的幼稚与成熟期。对理解《古代法》有帮助的是，梅因作为法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个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人类学家。“进化论”的历史方法蕴藏的风险不仅是理论上的偏见和独断，它和历史决定论的关系也显而易见。现代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反思，结论是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悲剧并不仅仅来源于东方专制传统，而是内在于决定论本身。实际上，关于历史的“进步”，《古代法》中的一些观点也呈现出很大的张力。梅因对于历史的判断决不是离开了自然法，他的研究让人感觉出某些“历史的规律”，但由于历史并不能说明法律应当成为社会秩序的理由，自然法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样，梅因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离经叛道者。梅因也提到“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的一种普遍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那一个方向发展了。”[9]这正是进化论作为社会文化理论的致命之处；进化论不应当受到信念、理想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否则就难以自足，难以否弃超验的的观念达到纯粹。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梅因的理论，就不会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所谓《古代法》真正的复兴了历史研究方法并反驳了自然法，并不在于梅因发现了历史的研究的唯一正确途径，而是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法典，引领了一场法学方法的革命。而这，正是《古代法》成为经典的特征。
梅因在对古代“人法”的各个部分加以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不难看出，作者在给出这一结论时是十分谨慎的。“从身份到契约”首先仅是对于“到此处为止”的社会运动的一种描述，其次它也仅仅是就“进步社会的运动”而言的。梅因的这种谨慎态度是和他使用的历史方法分不开的。梅因可以对他所处时代之前的历史进行研究，但对其生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结就无能为力了。因此，读者不应该仅仅是沉醉于“从身份到契约”的经典论断，更要掌握法学研究的历史方法，沿着《古代法》的逻辑道进路向前推进。




参考书目：
[1]（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1.
[2] (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1.
[3](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6.
[4](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7.
[5](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
[6](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7](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8](德)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8.
[9](英)亨利•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