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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号）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2年4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一二年五月四日




深圳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


（2006年1月20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12年4月27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走私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反走私工作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遵循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三条 海关、公安、边防、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反走私工作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市、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以下简称综治机构）具体负责反走私综合治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工作。

　　市综治机构对区综治机构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由市、区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国家、省下拨的反走私综合治理专项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 职 责

　　第六条 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依法独立履行查缉走私的职责。

　　市、区政府及其各部门应当支持海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得干预海关的执法活动。

　　第七条 公安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查处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外的非涉税走私犯罪案件；

　　（二）及时制止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外的走私行为，并依据案件管辖分工依法处理；

　　（三）在海关、边防、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履行反走私职责遇到抗拒时，予以协助并依法处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公安边防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反走私工作职责。

　　第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海关监管区外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的行为进行查处；

　　（二）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发生在进出口企业以及特殊行业的涉嫌走私行为；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综治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宣传有关反走私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拟定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划、计划，经本级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走私工作；

　　（四）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协调并督促查处重大、复杂走私案件；

　　（五）协调有关部门处理抗拒、阻挠查缉走私等突发事件；

　　（六）监督、检查、考核有关单位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七）协调处理海关查缉走私需要地方政府部门配合的有关事项；

　　（八）组织与周边地区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合作；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检验检疫、经贸、税务、文化、渔政渔监、烟草专卖、酒类管理、金融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履行职责时，发现走私线索的，应当及时通知海关或者综治机构。

第三章 预 防

　　第十一条 反走私综合治理实行工作责任制。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情况应当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市综治机构应当定期发布反走私综合治理情况报告，总结全市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分析走私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走私的各项具体措施。

　　第十三条 市综治机构指导进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反走私信用制度，并协调有关部门对进出口企业按照信用等级进行分类管理。

　　第十四条 建立反走私监测预警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分析预测走私动态，指导有关单位开展预防工作。

　　第十五条 建立反走私应急处理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做好相关应急准备工作。

　　第十六条 综治机构应当加强反走私宣传教育，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十七条 新闻媒体应当根据需要，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宣传报道工作。

第四章 查 缉

　　第十八条 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市综治机构召集有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处理下列事项：

　　（一）分析走私动态和形势；

　　（二）提出反走私综合治理具体措施；

　　（三）部署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

　　（四）需要协调处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建立反走私情报交换处理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海关、公安、边防、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流，实现情报共享。

　　第二十条 综治机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走私高发区域、走私重点渠道、走私热点商品进行专项治理。

　　第二十一条 重点地区应当根据需要建立基层反走私巡查工作机制，组织巡逻队伍，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基层反走私巡查工作的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建立反走私情报信息激励机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及时处理获取的情报信息，并依照有关规定对情报信息提供者给予奖励。

　　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处 理

　　第二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反走私工作职责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

　　（二）查阅、复制当事人与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等资料；

　　（三）对当事人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第二十四条 依法由海关管辖的走私案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移送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发生管辖争议或者管辖不明的走私案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提交市综治机构协调处理。

　　第二十五条 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查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但所有人和走私违法事实均无法查清的，应当将该货物、物品移交市综治机构；市综治机构应当发布期限为六十日的认领公告。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移送市财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前款货物、物品中的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烂、易失效等不宜长期保存的，有关部门应当在查获后二十四小时内移交市财政部门，由市财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所得款项存入市财政部门指定的帐户；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

　　第二十六条 对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海关依法处理；其他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市综治机构登记备案，并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对需要集中销毁的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市综治机构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第二十七条 在海关监管区外经营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该货物、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与该货物、物品价值等额的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奖 惩

　　第二十八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个人，由市、区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查处重大、特大走私案件，贡献突出的；

　　（三）积极协助查获走私案件，贡献突出的；

　　（四）查处反动、淫秽、侵犯知识产权等走私货物、物品，数量较大的；

　　（五）反走私综合治理研究成果或者合理化建议被采纳，成效明显的；

　　（六）对反走私工作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表彰和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另行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综治机构责令整改，并予以通报：

　　（一）未有效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导致本地区、本辖区走私活动严重或者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未按照应急处理预案妥善处理暴力抗拒缉私或者阻挠缉私等突发事件的；

　　（三）未有效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的。

　　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物品，是指自被查处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不能提供进口手续、合法经销单位的发票或者合法有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物、物品。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区，含光明、坪山、龙华、大鹏新区等管理区。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论文摘要】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新规定的一种罪名，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醉酒事件层出不穷，且醉酒驾车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可谓是一种多发性犯罪。由于法律规定刑事处罚比较抽象，最高法院亦没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全国“遍地开花”的醉驾案裁判结果各式各样，量刑非常不均衡。这种现状显然有悖于当初设立此罪的目的，不仅不利于打击醉驾行为，而且导致外界对司法审判居中裁判的合理性、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因此有必要对醉驾这一行为进行规制，采取量刑均衡，使醉驾行为的量刑回到正常量刑轨道上来，而不再是严重失调。本文着重论述了危险驾驶罪的醉驾犯罪含义、量刑不均衡原因、危害性及审理特点，并提出了实现量刑均衡的具体对策。

　　【关键字】 危险驾驶罪 酒精浓度　量刑均衡 研究

　　自从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以下简称“醉驾”）和追逐驾驶机动车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以来，以醉酒驾驶机动车方式的危险驾驶罪可谓是全国“遍地开花”，并成为一种常见多发型犯罪。从“醉驾”入刑后实施一年多时间的运行来看，比较有效的打击了醉驾行为，减少酒后驾车所引出发的交通事故数量，维护了交通秩序，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由于对“醉驾”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量刑的均衡性和合理性等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司法实际中的不同做法，影响了对“醉驾”的惩治效果和司法公正。笔者结合所在法院审理醉驾案件的实际情况，在走访多家法院及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就“醉驾”罪的含义、醉驾案件特点以及如何实现对“醉驾”的和合理性量刑均衡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危险驾驶罪的中“醉驾”罪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表明危险驾驶型罪包括两种情形：追逐竞驶机型和醉酒驾驶型。在司法实践中前这还极为罕见，笔者仅就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型罪进行研究。

　　“醉驾”罪是一种行为犯而非实害犯，即只要行为人在醉酒之后实施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它不要求有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当然，其危险驾驶行为也可能伴随着轻微的实际损害发生，例如，将三人撞成轻伤或财产损害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如果其醉酒之后实施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又构成了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的，其危险驾驶行为则被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所吸收。本罪的客体，是公共交通秩序及交通运输安全。本罪所指的“交通”已明确限定在道路上，说明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和可供机动车通行的功能性限制，因此，其应指除航空、铁路、水路外的公路交通。所谓“交通安全”，是指在交通过程中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对象的共性也是危险驾驶罪能够向“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转化的原因之一；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安全法规，在道路上醉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这里的“道路”应当包含公共道路，居民小区内非公共路段，大、中、小学校园内道路，及农村生产道路，即只要能允许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都应包括在内；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公民；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诚然，在理论上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其主要理由是受交通肇事罪的影响，认为醉驾车造成事故，其对发生的事故在主观上肯定是过失，从而推定“醉驾”罪主观上也是过失。细分析，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此罪是一种行为，只要喝酒醉驾，如果没有刑法规定的免责理由，就应构成犯罪。即醉酒加上驾驶行为，就构成“醉驾”罪。明知自己开车还喝多酒或明知喝多了酒还驾车，这主观上显然是故意。在这种罪过下实施了醉驾行为，所以该罪主观上只能是故意的犯罪罪过。醉驾过程中发生的其它事情或同时处犯其它罪名的，应按照较重罪处罚。

　　二、当前审理“醉驾”罪的特点

　　从醉驾入罪以来至2012年至5月4日，笔者所在的法院共审结44起醉驾案件44人，占全院刑事案件21.9%， 44名被告人全部入罪，其中判处拘役实体刑25人，判处拘役缓刑19人，无一起上诉和申诉案件的发生，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较好。通过具体查阅这些案件卷宗，并结合走访多家法院的调查情况，我们发现这类案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男性犯罪占绝大多数。由于受酒文化的影响及女生谨慎等特点，醉驾行为主要集中在男性；虽有女性醉驾行为，但数量极少。该院在审结的44起案件44名被告人中，只有一人系女性。

　　二是无职业的占多数。《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各单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醉驾”罪的宣传，有工作单位的人在饮酒方面相比无单位的人谨慎得多，因此在这类犯罪中，无职业的人犯罪占多数。该院审结的44起醉驾犯罪中，有28人无职业，16人有工作单位，其中15人为油田职工，1人为私企干部。

　　三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高文化程度的人对醉驾的认识高于其他人，其在饮酒后会考虑到驾车的后果，因此这部分人醉驾较少。该院审理的44名饮醉驾车罪犯中，小学、初中文化共计24人，高中文化15人，大学文化仅有5人。

　　四是中年人居多。由于就业难，年轻人都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其尽量克制自己避免触犯法律。而中年人则基本上属于事业有成，具有一定的成就感，朋友圈子多，社会交际广，结果由于放松自我约束，喝酒驾车就出事了。该院审理的44起醉驾案件中，30岁以下的4人，30岁至39岁15人，40岁至49岁22人，50岁以上的只有3人。

　　五是深度醉酒者居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ml达80mg就属于醉酒驾驶。经检测酒精含量每100ml达80mg-——100mg的有2人，占4.54%；100mg—150mg的有12人，占27.3%；150mg以上的有30人，占68.16%。其中200%以上为18人，含量最高者达到334.44%。

　　六是驾驶私家车占绝对多数。由于让胡路区是大庆市经济中心地带，经济活跃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许多人都拥有私家小轿车。另外，由于醉驾入刑，各单位领导都加强了车辆管理，坚决杜绝醉驾公车现象的发生,因此驾驶公车出事故极少或根本就没有。另外，由于让胡路区是大庆经济中心地带，城市化速度较快，农用车发生驾酒也相对较少。该院在审理的44起醉驾案件中，只有4起案件系驾驶农用车、2起案件系驾驶摩托车、4起案件系驾驶货车而涉嫌醉驾被判刑，其余全部是驾驶私人小轿车，占77.23%。

　　七是量刑非常不均衡。经过走访多家法院及查阅资料，笔者发现存在案情相同的案件处理结果相差甚大的情况。如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43.04mg/100ml的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8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血醇含量为147mg/100ml的李华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1万元；8月15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06mg/100ml的杨某拘役1个月，罚金1千元； 9月29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15.88mg/100ml的刘瑞博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10月24日，洛阳?e河回族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133.1mg/100ml毕某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11月2日，遂平县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360.92mg/100ml的许琛拘役3个月，罚金3000元。[1]在调研中，还发现甚至是同一案情同一法院，也会出现皆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八是缓刑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呈现上升趋势。醉驾入刑之初，全国各地法院都对入刑的醉驾行为给予严厉打击，均判处实体刑，且无上诉案，并以大要案的形式层层上报，此举措虽然对醉驾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在5月10日的讲话中指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虽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讲话当时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之后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到去年8月底，全国已出现5起“醉驾免刑”案例。[2]重庆首例醉驾入刑案，法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不需要判处刑罚，判决免于刑事处罚。[3]另外，各地法院也纷纷上演一系列醉驾缓刑案。

　　三、“醉驾”罪量刑不均衡原因及严重危害性

　　从上述特点来看，对“醉驾”罪的审判结果，可谓判法五花八门，非常混乱，量刑非常不均衡，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或标杆。经过仔细分析，发现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量刑不均衡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立法上的原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可知，危险驾驶罪属于一种较轻刑犯罪，其最高刑罚为拘役六个月并处或单处罚金，且没有量刑幅度，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另外，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对其还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这就给人们形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是犯罪，判多判少也无所谓，都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基层法院的个别法官也有这样的思维，导致醉驾个案刑罚较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各地法院出现判法严重失衡或不一致时，人们的视野开始质疑了司法的公正性，认为法院对醉驾处罚并没有体现出公开、公正的司法价值，质疑社会的公正性。

　　二是经验的缺乏。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罪名，醉驾行为突然由原先行政法调整范围上升为刑法调整范畴，宣传和准备的时间不足，也存在“万事开头难”的问题。再加我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酒文化的国家，人们很难秦逸接受醉驾犯罪问题。宣传力度也不够，很难获得其它法院对醉驾的量刑情况。另外，新增加的刑法具有天然不完善性，对于怎么追究刑事责任才能体现罪刑责相适应，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这就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新的挑战。

　　三是认识水平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醉驾罪是一 种轻型犯罪，判处最高刑为拘役6个月，因此各地法院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类案件，据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一起酒驾案件按照普通程序来审理。由于不同的法官认识水平的差异，且没有固定的大致标准，就同一基本案情很难做出大致相同的裁判结果。

　　四是犯罪的主体特殊性原因。由于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占绝对优势，而能在酒场来回徘徊的，多数是有钱人或是有地位的人。这些人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总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想办法摆平。在当前腐败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在法律又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在廉政布控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不廉洁问题就会出现，从而导致个别醉驾刑罚能低则低，使各地刑罚出现严重失衡。

　　五是司法和执法的惯性思维。每部刑事法律及解释实施，历来开始都有严的习惯。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初，全国各法法院均对醉驾行为判处实体型，并且采取了上报制。可随着时间的转移，缓刑的醉驾越来越多，并呈现出上升趋势，甚至醉驾免刑也开始抬头。正是因为这种如此，人们才开始不断质疑当初设置此罪的初衷，并且反响比较强烈。

　　六是地域的差异。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同，对酒驾的处罚要求程度不同。一般来说，经济越发展，当地居民的富裕程度就越高，醉驾案件就越多，珍惜生命程度就越高，要求严厉处罚的呼声就越高。相反，则对醉驾处罚要求不高，且这类案件不要求出现事故，故会认为喝酒是人之常情，可以轻判。

　　上述原因促成了刑罚量刑严重失衡，导致了社会各界对法院判决的不理解，让社会民众无法去信服，伤害了民心，甚至去质疑法院判决的公正合理性，可以说社会危险性之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