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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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促进中国品牌消费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扩大中国品牌消费规模，促进中国品牌健康快速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促进中国品牌消费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品牌已成为推动国家、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实施品牌战略，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整体竞争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商务主管部门始终把培育品牌作为内外贸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从品牌营销、品牌保护、品牌推介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品牌价值大幅提升，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品牌培育工作起步晚、时间短，品牌培育动力弱、营销能力弱、推介能力弱、保护能力弱和信息服务能力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对此，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品牌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把扩大品牌消费作为培育中国知名品牌的重要措施和长期任务抓好抓实。

　　二、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促进品牌消费，培育中国品牌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驱动，以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重点，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品牌发展的长效机制和良好市场环境，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质量水平、文化品位和消费规模，增强中国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策引导相结合。尊重市场规律，引导企业通过公平竞争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品牌产品销售规模，创建知名品牌；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为扩大品牌消费创造条件。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品牌孵化、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坚持扩大消费与培育品牌相结合。坚持通过最终消费引导品牌生产，在扩大消费中培育中国品牌。要把扩大品牌消费作为促消费、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促进品牌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坚持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结合。优先支持品牌工作基础好、消费规模较大以及民族文化特色品牌较集中的地区开展工作，重点培育符合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特点，市场潜力大、有一定知名度的商品品牌和服务品牌。同时，以品牌促进试点工作为依托，发挥品牌消费集聚区的示范引导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品牌培育工作蓬勃开展。

　　三、主要任务

　　（一）打造品牌营销公共服务平台。

　　以创建品牌消费集聚区为重点，扩大品牌消费。选择一批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协调推动整合所在地政府部门相关服务职能，搭建营销公共服务平台，完善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其对中国品牌的集聚效应，逐步培育一批集商贸、文化、休闲、旅游和餐饮等为一体的品牌消费集聚区。

　　发展品牌流通新型业态。引导中介组织和品牌营销企业整合知名品牌，集中发展工厂店、折扣店、体验店和专卖店等新型业态，破解中国品牌进店难、单品影响力弱等难题。发挥网络购物受众广、成本低的优势，培育中国品牌购物网站，扩大中国品牌网络销售。建设名品中心、品牌展示展销中心、品牌集散中心等多种形式的公共营销中心。

　　拓宽品牌营销渠道。推动大型百货店设立中国品牌销售专区、专柜，鼓励“名品进名店”。引导品牌企业利用“万村千乡”网络体系，向农村市场销售知名品牌商品。鼓励企业并购国际品牌和海外销售渠道，建立境外服务体系。引导国际知名品牌完善国内网点布局，增加品种供给，缩小境内外价差，形成国内品牌和国际品牌相互补充、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打造品牌推介公共服务平台。

　　组织开展中国品牌集体展示、集中宣传推介等产供销活动，多角度、多渠道宣传推广中国品牌。充分发挥展览展会的推介功能和辐射效应，在国内外大型综合性展会中设立中国品牌展区，引导中国品牌企业积极参展。在消费较为集中的地区，搭建品牌商品产销对接平台，深入持续开展“地方名特优新商品大集”，帮助品牌企业与大型流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稳定的品牌产销链条。

　　大力推介商贸特色品牌，引导餐饮、住宿、家政、美容美发、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创建知名商品品牌和服务品牌。振兴“中华老字号”，集中宣传推介中华传统品牌的设计理念、独特工艺和文化内涵，增强消费者文化认同感和品牌忠诚度。鼓励流通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宣传和推介自有商品品牌。

　　通过宣传栏、电子屏幕和网络检索等多种方式，在品牌消费集聚区内集中宣传中国品牌。条件成熟的地区，可支持中介组织及企业设立品牌博物馆，提升中国品牌整体形象。

　　（三）打造品牌保护公共服务平台。

　　在品牌消费集聚区内，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设立常驻点、投诉点，营造品牌商家安心、消费者放心的消费环境。综合运用商务投诉、工商执法、品牌防伪等品牌保护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品牌保护平台。

　　建立品牌保护网上服务平台，普及品牌保护知识和法律法规，受理消费者投诉、品牌侵权等问题，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品牌保护局面。

　　深入开展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为主要内容的“双打”工作。加强品牌信用建设，组织开展“诚信兴商”等宣传活动，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品牌发展环境。

　　（四）打造品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机构，提供品牌研发、注册认证、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等专业化咨询服务。加强中国品牌市场监测分析，编制中国品牌发展报告和指数，发布国内外品牌检索、品牌评价、消费评价等信息，逐步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的品牌信息服务平台。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对促进中国品牌消费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岗位责任，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工作重点，细化工作措施，推进品牌消费促进工作深入开展。加强对品牌消费集聚区创建工作的指导，推动建立由所在地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工作机制，整合品牌服务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市场功能。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品牌企业紧紧围绕市场消费信息创新设计、提升质量、改进服务；要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充分调动广大企业创建知名品牌、培育竞争新优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强化公共服务。以品牌促进体系项目建设和品牌消费集聚区建设为重点，协调出台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中国品牌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共同开创品牌促进工作新局面。

　　（四）强化基础研究。及时总结品牌促进体系试点和品牌消费集聚区建设的典型经验和做法，深入分析品牌成长案例，研究品牌成长规律，探索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适用性强的品牌培育和消费促进体系，为中国品牌发展提供实践和理论支持。

　　请及时将工作进展、存在问题、经验做法以及政策建议等报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2年12月17日


刑罚的目的

概述(楼杰科译)


我们为什么要惩罚？要求被告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为什么并不“够”呢？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哲学家们为此争论了数千年。本章依据以建立的现代刑法来研究他们所作出的某些回答。两个通常的回答——功利主义和报复主义——将被研究，他们的回答要依据已经扩展了刑法范围的现代立法成果内的案例来评论。
刑罚的定义
在一般的讨论中，我们常常用“刑罚”一词来等同于一人受到的痛苦和损失。因此，如果A在狩猎时轻率地杀死了他的爱子，那么我们可能不喜欢起诉他有罪，因为“他受到的惩罚已足够。”但是，“刑罚”一词的用法在刑法上即不合适也不正确（并且在哲学上也是如此）。刑罚是国家对违反刑法的人有目的地造成痛苦。
因此，当Carol大意地伤害了Alice，要求Carol赔偿Alice时，虽然使Carol有所失，但这不是刑罚。相反，刑罚意味着谴责、非难作为选择者的犯罪者。
在刑事制度中，人们经常说个人被害人不是重点，国家才是被害人。因而，赔偿Alice，不是赔偿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国家。相反，国家惩罚罪犯——有目的地使其不舒服——因为她违反了刑法。事实上，没要求个人“被害人”。想想法律惩罚受贿，偷税，或吸毒吧。

刑罚的目的
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的，从前刑法和侵权行为法合于同一程序。即使如今多数构成犯罪的行为也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如果Charlie有目的地用棒球棍打Doug，那么Charlie将不得不因殴打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伤害向Doug支付赔偿金。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刑事上惩罚Charlie呢？刑事惩罚增加了法律制度的什么目的呢？
传统上，对这一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刑罚有若干功利主义的结果，诸如（a）阻止一个可能正想实施犯罪的人，（b）使那些释放后可能犯其他严重暴力罪的人没有能力犯罪，或者（c）矫正那些已经实施犯罪的人。刑事惩罚的另一解释（报复主义），认为犯罪者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并且必须受到惩罚以弥补不道德行为。
这两个刑罚的基本哲学理论已冲突了数世纪。每一种都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每一种都有重大缺陷；支持者选此而不是彼，更多的是出于单纯的信仰，而不是证明。

功利主义
刑罚功利主义解释的基本前设是刑罚本身就是一项恶，因为它故意对人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只有在刑罚实现某些“善”时才可以伤害罪犯。不同社会中有助于守法的“合理理由”——主要是减少犯罪——被说成是惩罚罪犯的结果。
威慑
威慑理论假设惩罚罪犯可以在两方面减少犯罪：（1）D（被告）可以决定不再犯罪或者（2）其他企图犯罪的并且知道刑罚的人决定不犯罪。第一个是特殊威慑，第二个是一般威慑。
特殊威慑和一般威慑的基础都是刑法可以用足够严厉的刑罚阻止潜在的D犯罪。可能的痛苦必须超过D认为犯罪可带来的快乐。前提是罪犯会衡量快乐与痛苦；事实上，Jeremy Bentham，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将此称为“幸福微积分”。如其所言：“每个人都会权衡重要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经历着威慑。当我们企图超速时，我们可能考虑被抓的可能性，以及被抓后可能受到的惩罚。如果Joan因担心罚款而从不超速，那么这就是一般威慑。如果，在Bob决定超速时，看见警车就不超速了，那就是特殊威慑。
但是，在一种情况中起作用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中没有效果。有太多的变化所以不能精确地衡量刑罚的实际威慑效果。例如，就算立法机关加重入室盗窃罪的刑罚，并且此后入室盗窃罪的发生率下降（假定我们相对地确信这一点），仍旧很难证明刑罚的加重导致发生率的下降。毕竟，所有的入室盗窃犯可能都已被囚禁，或者（如果失业与犯罪有关）失业率可能急剧下降，使更少的人“转向”犯罪。在检验该课题的所有研究后，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得出结论我们“还不能肯定有证据显示有关威慑的积极结论。”
威慑有效必须要求D知道可能的刑罚。但是，社会成员如何知道他们违反刑法后可能受到的刑罚尚不明确。显然，很少有人去看法规汇编来了解可能的刑罚。多数人可能仅凭经验知道犯罪是“恶”，并且有些犯罪要比其他一些犯罪“更恶”。我们也感到“更恶”的犯罪要比其他犯罪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威慑理论不仅要求D知道刑法的威胁，还要求D精确地知道。因此，如果刑法规定五年徒刑，但D认为仅是三年，那么威慑效果要比应该的小。（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刑罚是十年，那么威慑效果要比应该的大。）
有关告知的更加复杂的说法是假定“目标”群体更可能实施特定的犯罪。结果，确保该群体知道威胁要比确保一般公众知道更加重要。因此，例如，为防止侵占，我们可能要确保银行的出纳员或其他受托保管巨额资金的人不断清晰地想到侵占罪的刑罚。
除公开外，刑罚威胁必须是必定的。这进一步要求有两个前提：（1）D认为他会被抓；（2）D认为，如果被抓，他就受到与威胁一样的刑罚。
多数犯罪学家认为抓住的确定性，即使刑罚很小，也要比严厉的刑罚更能阻止犯罪。不幸地是，理论和实践都破坏了两个希望：目前FBI的统计表明警察只对少数罪案“破案”（认为他们找到了罪犯）。例如，1998年警察对69%的谋杀案，59%的强奸案“破案”，而盗窃—偷盗案只有19%，抢劫案28%，入室盗窃案14%。
此外，每个罪犯，即使他知道被抓率“通常”很高，还是相信自己足够聪明从而可以避免被抓。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实施犯罪。Bentham（边沁）的“幸福微积分”要求被告接受被抓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多数被告并不接受。实际上，威慑理论的批评者指出虽然公开处置扒手，但许多钱包还是在公共场所被偷，由此认为扒手不希望被抓（因为，如果被抓，严厉的刑罚是必然的。）
即使被告被抓，这些FBI的资料显示多数人被起诉和被判之罪要轻于他们被“破案”之罪。假定警察目前的破案率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许多实际上犯A罪的人只受到较轻之罪B的刑罚；除非B罪的刑罚与A罪（几乎）一样严厉，否则A罪的刑罚就无关紧要。因此，诸如审前转变，辩诉交易，假释提前释放等实践，都削弱了刑罚的威慑效果。最可能逃避A罪刑罚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操纵“机器”的人的事实更加恶化了现实。荒谬地是，惯犯比初犯更可能获得较轻的量刑。
威慑理论要求被告实际“计算”可能的痛苦和犯罪带来的快乐以及可能的刑罚。但是，该理论的批评者认为许多犯罪不是可计算的犯罪。当然，目前的分析认为威慑理论最可适用于白领犯罪，白领犯罪经常经过长期计划，随后经过长期实施，而“街头犯罪”，诸如抢劫，入室盗窃，较少适用威慑微积分。况且目前多数犯罪集中于街头犯罪而不是白领犯罪。
最后，虽然证据很少，但若干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同事压力以及地位与友谊的丧失对潜在的罪犯的阻止效果要超过刑事惩罚的威慑效果。
这些批评并不必然证明威慑模式无效。最可能地是，刑事惩罚实现“一般预防”以及在我们成长时“教导”我们刑法的威胁及其道德性。
注意是刑罚威胁，而不是实际的刑罚，产生威慑。依据功利主义理论，如果可能的刑罚没有实际惩罚但达到了同样的威慑效果是可能的，那么刑罚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因此，如果Wing教授因差劲的授课使她的学生认为她水平很低——即使她不做——也可以在课堂上获得更好的参与。如果Ezekial表演的很差，Wing教授只可能必须在她的课堂笔记中他注明拙劣的表演以便增加准备。

剥夺犯罪能力
功利主义对我们为什么要惩罚的第二种解释是那些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否定了重要的社会规范，由此表明他们希望将来继续这样做。因此，为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好，也必须阻止（剥夺犯罪能力）罪犯再犯罪。
剥夺犯罪能力者必须（1）平等地惩罚每个犯相同之罪的，或者（2）假定他们可以正确地分辨那些最可能再犯的人并且长期监禁他们。后一前提部分地解释了成立假释委员会的原因，假释委员会在理论上是由可以决定罪犯已经“得到教训”以及不再需要剥夺犯罪能力的专家所组成的。
剥夺犯罪能力的反对者提出了若干反对理由。第一个是，他们认为不可能精确地预见谁会再犯罪。因此，如果剥夺犯罪能力可以降低犯罪率，那么许多罪犯就必须高代价地被长期监禁。例如，假定统计数字表明10%的入室盗窃犯实际实施了80%的入室盗窃案。以100人为例，除非我们能够分辨10个高度可能的再犯者，否则我们就必须长期剥夺90个不会“严重”再犯者的犯罪能力。有人认为这个代价太高以致于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无法支付。
剥夺犯罪能力的支持者反驳说在“可接受的”限制内预见到某些种类的再犯是可能的。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过度预测，以及无需长期监禁某些罪犯，那么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就超过了给那些被“不当”释放的十人的公认的无辜被害人造成的痛苦。
对剥夺犯罪能力理论的主要批评是它忽视了犯罪中的所谓的“替代”现象。许多犯罪活动具有“市场”动力。如果对违禁品（毒品，妓女，偷来的电视机）有需求，那么有人就会供给。因此，一个违禁品的供给者被定罪并且被剥夺犯罪能力，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替代。虽然当Aloysius被监禁时可能确实没有在转角处兜售毒品，但需求仍可能未减少，所以其他人会继续。暴力犯罪，强奸，凶杀，或者抢劫等罪是否具有相同的模型更少清楚。有些犯罪学家认为如果这些犯罪有“市场”，那么在此意义上逮捕一个入室盗窃犯或抢劫犯只是扩大了未被逮捕者作案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剥夺一个入室盗窃犯的犯罪能力不会降低该罪的总犯罪率。

矫正
1800年至1975年期间，美国的司法区可能受到第三种功利主义理论的主导，矫正论。这种理论认为如果给予正确的“治疗”，罪犯可以被“改造”成非罪犯。这种思想源自Quakers，他在美国革命（以及作为对所有重罪犯广泛使用死刑的对策）后的第一个十年内，参观了感化院，在那里罪犯通过看圣经成为“悔罪者”并且不再犯罪。
在矫正论统治时期，矫正采取过数个不同的模式。（大约）1800年至1870年犯罪被视为工业城市环境造成“社会”疾病。因此，许多监狱被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1870年至1900年，犯罪被比作为“医学”疾病，正确的“治疗”可以治愈罪犯。假释委员会由最能发现被告是否痊愈的专家组成，它在罪犯不再需要治疗时释放罪犯。在随后的1900年至1940年浪潮中，犯罪被视为遗传的。许多州规定罪犯绝育来避免他们的后代犯罪。最后，1940年至1975年，犯罪主要被视为精神失常的症状；假释委员会增加了精神病学家，并且在监狱兴起了“行为矫正”。
每个模式都导致了刑事司法体制的其他变化。矫正论（与剥夺犯罪能力论一样）要求对每个罪犯依据“症状”判不定期刑，以及对不同人进行不同的治疗。同样地，法官要求有“判决前的报告书”，告诉他们被告的社会背景，需要矫正的可能性，以及矫正多长时间。事实上所有州采取了不定期刑。
对矫正论的批评者一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刑罚期间的“治疗”是有效的。也没有资料显示在监狱内受到治疗的人较小可能再犯罪。这种怀疑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篇划时代的文章的强有力支持，该文在评论有关该课题的数卷研究后，被人解释为得出了矫正“毫无效果”的结论。事实上，这不是该文的结论，就如作者此后承认的，但是那时，已经太晚了。“毫无效果”的结论已被全国的立法机关普遍接受。

经验主义的批评
每个功利主义的理论都声称通过威慑，剥夺犯罪能力，或者矫正来降低犯罪率。如上引用的矫正研究，当矫正的效果受到经验研究的质疑时，矫正论的合理性同样受到质疑。这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有许多其他与该理论无关的变化因素影响着犯罪率（包括，例如，报案率）。而且，许多资料可能含有水分。例如，评论剥夺犯罪能力的效果常常依靠监狱同住者关注他们被抓前“实际”所犯罪行数的自我报告。因此有关降低犯罪率的主张使功利主义具有吸引力，同时也使它易受经验主义的责难。（报复主义，下面讨论，不受相同的批评，因为它明确否定任何具有现实效果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