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免驻外大使名单（1999年第7期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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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不起诉制度的范围界定

刘成江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1]。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 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
我国刑法不仅把情节作为决定适用哪个量刑幅度的标准，而且亦将情节视作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刑法》第116条“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这种条件下，情节轻重就成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分水岭，情节又是与社会危害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如果某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认为是犯罪。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刑法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主要是因为犯罪分子对社会已无危害，没有必要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76条、第77条、对追诉时效有具体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不予起诉，这是近代世界刑事诉讼法普遍适用的原则。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特赦是针对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的，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建议，经过审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在我国，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罚的，公安机关不得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我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有三种，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这些案件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权益，如婚姻、名誉等，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国家一般不予干预，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由公民个人自行决定。对于这些案件，如果被害人及其他有告诉权的人不提出告诉，或者提出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依法作不起诉处理。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着失去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刑事诉讼活动没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此终止刑事诉讼。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微罪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内容相似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适用内容。修改后的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相似于国外学者的“微罪不起诉”，笔者认为这样称谓能体现其性质，还是比较科学的。与绝对不起诉相对，这种情形人民检察院不是“应当”作出不起诉，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三、存疑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笔者认为这是吸取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2]。与此相关，在第162条第（3）项中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样，疑罪从无与存疑不起诉协调一致，共同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精神，有益于保障人权。存疑不起诉也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裁量权。（如网站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1] David Kaye.The Laws of Probability and the Paradox of the Gatecrasher.ARIZ. ST. L. J.1981：627
[2]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1

打工崽，法律为你撑腰
——析一宗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

倪学伟

[案情]
原告罗代西，男，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原告岑志芬（罗代西之妻），女，56岁，农民，贵州省晴隆县人。
被告刘敏，男，31岁，农民，广西博白县人。
被告刘敏系“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船主。1998年2月，被告取得了广西水产局渔政处签发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准其于大风江以东广西沿岸一带渔场潜捕贝类。2000年初，原告之子罗如金受雇到被告船上进行水下采螺，双方口头约定：按所采螺的卖价5:5分成，最初所采的螺须留够2000元作押金后，才能支取工资，且在工作满2年后，才能取走押金。3月22日下午，罗如金与罗情、卢金贵等7人随船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海面潜水采螺，船上人员卢金贵等发现离船约30米处有一人（罗如金）浮出海面，头部沉入水里卧伏于海面，即划木排将其救到船上进行人工呼吸，但罗已溺水死亡。3月25日，原告和罗如辉（罗如金之兄）等到合浦县处理死者后事，被告曾给原告100元生活费及2000元丧葬费押金收据。4月5日，被告与罗如辉达成“关于罗如金意外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内容为：1、罗如金溺水死亡属意外事故，责任与被告无关；2、被告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补差旅费、安家费等7000元，死者火葬费由被告支付；3、双方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尔后，罗如辉收到被告支付的7000元现金。但此前（3月25日）原告已向北海市天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葛金锋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向法院起诉索赔。4月10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向北海海事法院递交起诉状，代理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1500元，死亡补偿费318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056元，交通、伙食费3000元，共计49916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对此，被告辩称，其与水下采螺人员按5:5分享收益，与死者系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庭审时承认：罗如金采螺是由他老乡教的，在船上学了2、3天就下水了。在采螺作业前，被告未就可能发生的事件制定预防措施和抢救方案，亦未责成专人对作业人员监护和抢救。
诉讼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北海海事法院于2000年5月9日依法扣押了被告所有的“合浦22365”、“合浦2297”号捕捞船，并指定被告看管，每船每日看船费70元。因被告于指定期限拒不提供担保，且该船不宜继续扣押，经原告申请，本院于6月6日依法裁定将上述船舶予以变卖。6月12日，本院责令被告将船舶移交法院，但被告拒不移交。经查，上述船舶已不在原来扣押码头。本院遂于7月4日对被告位于广西博白县龙潭镇的一座房屋予以查封。7月19日，被告交纳1万元担保金，本院于同日依法裁定对被告船舶不予变卖，但继续扣押；扣押期间由被告看管、使用。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认为，本案属水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被告与罗如金虽无书面合同，但依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充分证据，足以确认系水下采螺作业雇佣劳务合同关系。被告以雇主身份对罗如金进行管理，罗除按采螺收获物的50%计为工资外，不存在对采螺及被告经营活动赢利共享、亏损共担、风险共负的权利义务约定，即显然不具有合伙经营之法律特征。被告辩称系“合作”、“合伙”关系，却不能提供符合其抗辩理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采信。被告身为雇主，未对受雇人进行严格岗前培训、必要健康检查，亦未制定严密防范措施，却贸然指令受雇人为高风险潜水捕捞作业，这明显是漠视受雇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由此造成罗如金溺水身亡，被告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原被告达成的“关于罗如金溺水死亡事故的处理协议书”，严重损害了罗如金亲属之合法权益，违反宪法、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属显失公平行为，原告对该协议不予承认，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对本案赔偿标准，可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桂政劳险字（2000）17号《关于公布1999年全区职工年均工资的通知》等进行赔付。罗如金丧葬补助金按广西199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个月的标准计付(521元×6个月)为3126元；罗生前系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子女之一(另有一子一女为共同赡养人)，故原告2人各按广西1999年月平均工资10%享有被告赔偿10年的供养亲属抚恤金计12504元；一次性工亡补助亦按月平均工资521元计取48个月，金额为25008元。上述费用共40638元，扣除已付原告9100元，被告应赔偿31538元。原告诉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本院指定被告看管被扣押船舶，同时责令其提供担保，被告不仅未按时提供担保，反而将船舶从原扣押码头转移。在法院责令其移交船舶时，拒不移交，其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法院将对其另行处罚。被告系本案民事责任承担者，故看船费用亦应由其负担。
北海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刘敏赔偿原告罗代西、岑志芬死者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153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
2、财产保全费2000元，由被告刘敏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迳付本院；看船费4760元，由被告自行负担；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516元，由原告罗代西、岑志芬负担4356元，减半收取2178元；被告刘敏负担1160元。
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与罗如金并非雇佣劳动关系，而是帮工合作关系；我对罗如金之死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之规定计算赔偿标准错误。我已与被上诉人达成经济补偿协议，应予认定。另外，财产保全费、看船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广西区高级法院经审理后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并认为：上诉人与罗如金之间是雇佣关系，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对罗如金在工作期间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即应支付丧葬费、伤亡补助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费等。至于赔偿标准，因我国在这方面无明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广西区劳动厅、统计局的有关规定计算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令看船费由上诉人负担是正确的。广西区高级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0年11月2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被告刘敏与被害人罗如金的关系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
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一、二审中都始终不渝地辩解：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是“合伙”关系，理由是挖螺所得双方约定5:5分成，因而存在一个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的事实，故在人身伤亡的处理上，被害人亦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责任。这一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根据上述两法的有关规定，在合伙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以下的权利义务：第一，权利方面：各合伙人具有合伙事务的经营执行权，即合伙人共同经营合伙事务；合伙的重大事务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权对合伙经营的各种情况行使监督检查权；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由合伙人共有，即各合伙人享有盈余分配权。第二，义务方面，合伙人实际缴付出资，出资的方式可以是资金、技术、实物、劳务、知识产权等；承担合伙事务，分担合伙亏损；保护合伙财产；竞业禁止。本案中，被害人罗如金并没有享受上述权利，亦未承担上述义务，故被告刘敏与罗如金之间不是合伙关系。
被告刘敏与罗如金的关系应是雇佣劳务合同关系，理由是：第一，罗如金只是以出卖自己的劳务为生，除提供劳务外，别无长物；第二，罗如金并不承担采螺所需生产工具的投资，对采螺的盈利和亏损都不承担责任，而仅是领取固定比例的工资；第三，罗如金对采螺事务不具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只能服从雇主的管理；第四，双方所约定固定的5:5分成，并不意味着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相反，它只是一种与劳动成果挂钩的分配形式，是雇佣劳务合同中对报酬的一种约定形式，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原则。
我国在起草合同法草案时，曾将雇佣合同纳入合同法调整，后因故取消。尽管早期的民法典即对雇佣合同关系进行了调整，但以中国现有的法律看，雇佣劳务合同关系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共同调整更为妥当。
2、驳回原告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判决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未体现法律的发展趋势
中国一度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认为精神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衡量。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生效施行，其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被认为开了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先河，但精神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及相应的法人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其他权利受到侵害，则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至二审判决为止，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都不承认生命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精神赔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一、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是正确的。
但是，人死不可复生，人死后给其亲人带来的精神痛苦无疑是巨大的，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所带来的精神痛苦都不可能大于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什么法律不平等保护却要厚彼薄此呢？由此形成的怪圈是：丽人因其玉照辉映九州的“痛苦”获赔数十万元，而因他人侵权失去至亲至爱的家属却无法获得分文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不是司法不公的产物，这乃是立法不公的怪异结果。最高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而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予以支持。这一正本清源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人权保护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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