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计划内安排进口钾肥、复合肥免征进口增值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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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翔为了性侵女孩子，就直接进入校园女厕所伺机作案，一个叫小米的女生不幸落在这个大四学生手里，小米奋力反抗，敖翔奋力抵挡其反抗，并用刀刺死女生。


案发后，敖翔在万般无奈之下投案自首，法院开庭审理，判决敖翔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面对这个判决，小米父母认为法院判决太轻，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判决太轻，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判决没有不妥的。


对于这个判决，我的观点是，这个判决是合法的，但却是不妥的。


敖翔有自首行为，刑法规定，犯罪行为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敖翔杀人案，罪行极其严重，肯定不能免除处罚，这个不用考虑，但是法院认定敖翔有自首情节，根据刑法规定，法院当然可以从轻判处他。


既然刑法规定了，对于自首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中国的最高刑罚是死刑，如何执行死刑，又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这样看来，死刑立即执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刑罚了，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则比死刑立即执行要轻许多，起码要晚死两年，如果这两年不再故意犯罪，那两年后就不用死了，减为无期徒刑；如果这两年有重大立功行为，还可以享受直接从死刑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待遇，减为有期徒刑后，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还可以再次减刑，一直可以减到二十年有期徒刑。


人都有求生的意志，一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同样如此，所以，即使牢狱再艰苦，即使牢头再恶劣，即使狱友再欺负，为了活命，死刑犯也要忍过这两年，不让自己故意犯罪，敖翔也应该是这么想的。这样看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对罪犯来说实际上就是救命的判决，而不是要命的判决。救命跟要命相比，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即便“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有如此天壤之别，法院为了适用刑法关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对“必须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最高也只能判处缓期两年执行了，所以，法院对敖翔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是合法的。


但是，合法的未必就是妥当的，特别是面对一个罪行极其恶劣的罪犯就更是如此，敖翔躲在女厕所的目的不就是想性侵女生吗，如果遇到顺从的(比如有些女士主张的递上安全套），他顺利得逞完事，拍拍屁股走人，也不会闹出人命来；如果遇到反抗的，他应该见好就收，放过人家，不能胡来蛮干，可是，敖翔却不是这样，女生反抗他的暴行，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并使自己所有的行为都不再是性侵，而是要置人家于死地，这性质就相当严重了，最终酿成命案。


前段时间，安徽有一个女孩子在天涯网站上发帖寻求帮助，他父亲因为被两个地痞欺负而被逼无奈杀死了他们，一审法院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二审已经开庭，应该还没出结果，一审法院认定了死者具有严重过错，也认定了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可是法院还是判他死刑了，原因是他杀死第一个人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又追出去把第二个要逃跑的人杀死就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法院的这种判决明显是不公的，因为法院还查明这两个地痞不只是一次两次来骚扰被告人的店铺了。


从许多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判处死刑后，是要立即执行还是要缓期两年执行，不确定性太大了，对触犯死刑的自首行为是不是要成为从轻的理由，不确定性也太大了。许多人、甚至许多搞法律的人还为此积极倡导一个观点，即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告人积极赔偿，那就可以判处死缓。被告人不积极赔偿，那就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许多律师为了给自己的当事人开脱，甚至还撰文要求人们响应这种号召，对这些荒谬的观点，我写文章予以驳斥了。


律师持有这种想法，不算太可怕，但是如果连法官也这样认为，那就遗患无穷。如果法官再把激情犯罪当作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依据，就更会让社会充满不安。法官向公众解释的观点是，敖翔之所以杀害小米，原因是小米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这导致敖翔火往上涨，也就是激情四射。让人恐怖的是，这是不是会成为许多法官群起效仿的对象，特别是当有腐败因素参与一个案件的审判时，贿赂不贿赂，都可以作出合法的判决，只不过贿赂了，那就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贿赂的话，那就是死刑立即执行。权力的奥妙就在于此。但愿敖翔案与此无关。


法官的另一个观点是，抓住一个罪犯是很难的，而如果给罪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罪犯就会自己送上门的，警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给自首犯以从轻处罚的判决，这会让许多还没自首的罪犯早点去自首，警察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可以了。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又有纵容犯罪的风险，因为即使一个人对法律有再多的无知，他也应该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特别是那些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罪犯就更知道自己每次行事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当他们看到敖翔可以通过自首换得自己的生命无忧时，已经扛不住的在逃犯或许会为了保命而自投罗网，于是，他们的罪行就因为这种给他们侥幸机会的设计而逃脱本该应该的最严厉的制裁，许多潜在的罪犯会不会群起而仿效，很难有定论，但不能说无风险。


当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杀死一个人，而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二十五年的刑罚，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就被架空，当然，同样受到伤害的是“刑罚适用平等原则”，敖翔在厕所里性侵女生不成而将其杀害，被判死缓，而“李翔”同样是在厕所里性侵女生不成而将其杀害，为什么就要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呢？这种同样的罪行不同刑罚的判决并不是没有，其中蕴含着什么奥妙，留给人的是巨大的想象空间。


现在看来，刑法的设置是有问题的，这种设置极容易让法官作出极其不妥的判决，其不妥之处就是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会让许多人更加凶残，或者说会让潜在的罪犯时刻挂念着刑法给予他们的侥幸机会而大肆犯案，当这种侥幸变为现实时，那赢家就是罪犯本身，这种罪犯往往是能够打通各个环节的牛人。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做的是，要么修改刑法，废除死刑，并且确立一档足以与死刑相抗衡的刑罚，那就是终身监禁并不得减刑、不得假释。或者是废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制度。当然更需要细化的是关于自首的规定，一定要具体到某些犯罪上某些情节上，比如杀害未成年者，即使自首也要判死刑立即执行，性侵女性不成而将其杀害者，即使自首也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司机把人撞到而又重复碾压致其死亡者，即使自首也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有了这种细化，法律的确定性才会得以彰显，刑法面前才会有更多的平等，腐败才不会容易轻易地滋生。
这起交通事故自行车应负全部责任

《这起事故应该如何认定》一文中，作者魏琦提出“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负事故同等责任；自行车方借道通行时未让所借道路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负事故同等责任；电动自行车方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机动车方遇此情况应减速让行，故电动自行车方无责任”。笔者认为：自行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简要案情：一天上午9时，甲方持有效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12米宽的沥青路面上由南向北与由东向西过公路的自行车(乙方)发生相撞后又与对面绕越临时停车的电动自行车(丙方)相撞，致乙方和丙方受伤，车辆受损。
事故调查事实：1、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两条机动车道，划分有非机动车道。2、临时停车符合停车规定。3、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4、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5、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时在由北向南机动车道内。6、电动自行车绕道通行时占用机动车道。[1]

首先，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过错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这个责任原则强调两点：（1）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2）过错的严重程度。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确认各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各方车辆的法定权利义务与违法情况

1、自行车
自行车的通行权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该路段划分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自行车在该路段行驶时，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的合法通行路面。
自行车的通行义务：
（1）发生事故的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九条）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规定，由于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有中心虚线，所以，该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该路上的摩托车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行车未让摩托车先行，违反了该规定。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的规定，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确认安全”是自行车的义务。很明显，自行车违反了该规定。
2、摩托车
摩托车的通行权利
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的规定。
摩托车的通行义务
（1）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摩托车有与同方向行驶的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义务。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的规定，摩托车有“确保安全超车”的义务。
（3）当同车道的前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的规定办理后，摩托车有安全绕行故障车的义务。

从以上分析，摩托车在法定的路面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依法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因为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所以，摩托车无责任。

事故成因

摩托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至路口时，由于自行车突然横穿，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为了避免与自行车相撞，摩托车采取向左打方向躲避，与自行车相撞后，又进入对方车道，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本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自行车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

关于摩托车无牌的问题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规定，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摩托车没有牌照，并不会侵犯自行车的通行权，也不会妨碍自行车履行应尽的法律（安全）义务，如果摩托车有牌照，该事故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摩托车没有牌照与本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魏琦观点的错误

因为“事故调查事实”部分中没有证据证明摩托车有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所以，以“摩托车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为理由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原则。因此，这个观点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执法犯法。
“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应该指的是摩托车在采取措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时，向左打方向与对面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的情况。在遇到前方自行车自右向左横穿道路时，突然间无谓地增加了摩托车的避险义务，摩托车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出于本能向左打方向，这就是本事故的因果关系。
作者魏琦的观点，牵强地认定摩托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是想套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这是交通事故认定理念的错误。负同等责任的观点，是以生命权压路权，实际上是在向《道路交通安全法》挑战，向客观的道路交通规律挑战，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一般来说，法律是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是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的文明。与此同时，人们常处于高速、高能等高危环境，这就需要人们更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约束自己，不能以为是人就可为所欲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则，不遵守法律，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划分路权就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道路通畅，避免人车相撞，是保护生命权的具体体现。而作者魏琦的观点，实质上是否认法律规定的路权原则，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使道路交通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可怕的是，这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思想还大有市场。


2005-4-6